今年，綠色燃料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。作為其產業鏈源頭的生物質能，也再度站上風口。

從十多年前的“補貼發電”，到如今的綠色甲醇、生物航煤，生物質能產業正走向大規模發展的“明天”。目前產業發展狀況如何？技術突破到了哪一步？商業化卡在何處？《中國化工報》記者近日采訪了多位業內專家，他們指出，當前生物質能正處于從“發電為主”向“非電綜合利用”轉型的轉折點，機遇與挑戰并存。未來五年，產業將加速駛入“能源+材料+碳匯”的新賽道。但原料之困、成本之惑、認證之難，仍是繞不開的“三道關”。

從發電“配角”轉向綠燃“主角”

“當前我國生物質能產業規模穩居全球首位，正經歷從‘發電為主’向‘非電綜合利用’的深刻轉型。”沈陽化工大學教授韓振南告訴記者。

發電曾是生物質能的主戰場。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會長于彤指出，截至2024年年底，我國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599萬千瓦時，發電量達到2083億千瓦時。產業發展持續穩步推進。

但繁榮之下，隱憂已現。“生物質發電不是高值化的利用方式。”東華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總監潘文彥指出，“其度電成本不僅高于煤炭，也高于大部分風光電。應當說除了綠色屬性以外，生物質發電沒有太大競爭力。”

在此情境下，生物質能產業正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。今年綠色燃料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，為行業帶來了光明前景。

國際可再生能源署（IRENA）建議，合成甲醇的原料——氫氣和二氧化碳均來自可再生能源時，所合成甲醇可標注為綠色甲醇。其中氫氣來自綠電電解水制氫、生物質制氫等；二氧化碳來源于生物質或從空氣中捕集。“生物質本身就是二氧化碳的大循環。”嵐澤能源董事長、首席科學家孫予罕接受采訪時表示，“它是可持續的，不像化石能源會枯竭。”這種“綠色”且“可持續”的雙重屬性，讓生物質能在當前追求綠色燃料和循環經濟的浪潮中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根據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發布的《中國生物質成型燃料產業發展報告2025》，2024年我國生物質成型燃料產量達到2200萬噸，較2015年的800萬噸增長175%。目前，我國擁有生物質成型燃料加工站點約4500處，合計產能約5000萬噸/年。

韓振南也表示，當前，我國纖維素乙醇、綠色甲醇、生物航煤等二代技術加速示范，全國已落地或啟動的綠色液體燃料項目累計規劃產能突破200萬噸，呈現爆發式增長。生物質能產業正加速邁入“能源+材料+碳匯”協同并進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。

技術突破“多點開花”

方向對了，技術能否跟上？記者在采訪中得知，當前生物質能已形成多點突破的態勢，多個項目落地開花，產業已蓄勢待發。

以生物質氣化為例，潘文彥告訴記者，其主要技術路徑包括固定床、流化床和氣流床三種，目前這些技術路線都已完成中試，部分已建成工業化裝置。

他介紹說，2025年11月26日，中國化學東華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“東華爐”生物質氣化裝置一次投料成功，并順利產出合成氣。該裝置每日處理能力為50噸生物質，具有原料適應性好、處理能力大、碳轉化率高、合成氣焦油含量低、廢水排放少、生產成本低等優勢。該裝置經過226小時的連續試驗，整體運行穩定，各項指標優于設計值，已具備工業化應用條件。

圖為中國化學東華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“東華爐”生物質氣化裝置。

孫予罕也認為，我國在生物質利用技術方面“在整體上與國際并跑，某些技術處于領先行列”。今年1月，我國首個大型生物質氣化費托路線（FT-SPK）制可持續航空燃料示范項目——嵐澤能源瀘州10萬噸/年生物質制可持續航煤（SAF）示范工程的環境影響報告書通過批復，入選“2026年四川省重點項目”清單。孫予罕告訴記者，該項目核心技術為嵐澤能源自主研發的費托合成航煤餾分油技術，其千噸級中試裝置已通過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72小時現場考核，不僅打破了國外在SAF核心工藝領域的技術壁壘，更構建起企業自主可控、安全高效的核心技術體系。

韓振南團隊則啃下了一塊“硬骨頭”。“國內外一直未能實現生物質純氧氣化制合成氣技術的產業化突破，焦油問題導致的設備堵塞是行業公認的痛點。”韓振南說，經過十余年攻關，團隊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超低焦油流化床兩段氣化技術，燃氣焦油含量達到100毫克/標準立方米以下的國際先進指標。2025年，該技術應用于純氧氣化制備高品質合成氣，完成了以水稻稈和玉米稈為原料的110小時以上穩定運行，為下一步工業化應用奠定了基礎。

圖為由韓振南團隊研發的超低焦油流化床兩段氣化技術示范裝置。

“氣化裝置在煤化工方面的應用已經很成熟了，從我們的經驗來判斷，生物質氣化技術是能夠實現大規模應用的，目前還需要做一些針對性的優化。”潘文彥表示。

重重關卡仍待跨越

盡管前景廣闊，但產業仍面臨重重考驗。“產業正面臨從‘補貼驅動’向‘市場化’轉型的陣痛，核心痛點在于原料收集成本高、盈利模式單一。”韓振南說。

原料是生物質能產業發展的第一道關卡。“目前最主要的還是原料的來源和處理。”潘文彥談道，“生物質來源多是農業、林業廢棄物，不像煤炭那樣產出穩定，具有季節性，存在收儲和預處理的問題。”

其次是經濟性。記者了解到，目前，綠色甲醇和生物航煤的經濟性主要來自國際航運、航空業的減排需求帶來的溢價。“現在綠色甲醇的價格，能夠完全覆蓋生產成本且有較好收益。但這受政策影響比較大，同時隨著未來產量釋放，是否還能保持較高溢價，其中存在不確定性。”潘文彥說。

在孫予罕看來，一個生物質能項目的經濟效益取決于四個因素：原料、地域、市場半徑和技術成熟度。“總的來說，就是‘因地制宜’這四個字。”他感嘆說，“選址要同時具備生物質原料富余、綠電資源豐富、離下游市場較近這三個條件，不是在哪里都能干的。”

再者是認證。民航二所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智淵指出，要基于我國的資源稟賦建立可持續認證體系，推動酒糟、蘆竹、蓖麻等進入被認可的原料清單中。為此，需要建立對話平臺，共同實現標準國際化。

廣闊天地大有可為

面向“十五五”，生物質能產業將如何跨越難關？產業是否將迎來大規模發展的“明天”？

“根據我們的觀察，‘十五五’期間，隨著技術進一步發展，碳市場進一步擴容，生物質能產業會有大發展。”潘文彥說，“行業內雖然做了很多前期工作，但當前真正落地的并不多，一個是歐盟等國家的政策具有不確定性，其次是技術路線尚未真正成熟。但這些不確定性在‘十五五’期間都會得到解決，生物質的利用會迎來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。”

“‘十五五’期間，我國生物質能產業將迎來從‘能源補充’向‘零碳循環樞紐’的質變，呈現高值化與去碳化并行。”韓振南舉例說，我國生物質氣化耦合綠色甲醇、生物航煤等合成技術有望實現商業化突破，滿足交通領域緊迫的減排需求；“生物質能+碳捕集與封存技術”將進入示范階段，憑借其“負碳排放”的獨特價值在碳市場中獲取收益。

此外，產業商業模式將徹底告別補貼依賴，并深度參與碳資產管理，讓“減碳”成為核心盈利來源。“總體而言，生物質能將擺脫‘小風電、小光伏’的跟隨者形象，憑借其唯一可再生碳源的優勢，在能源、材料與環境交匯的舞臺上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。”韓振南說。

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發布的《中國先進生物燃料發展展望》報告預計，2030年中國先進生物燃料產量將達2398萬噸標煤，需求量達2746萬噸標煤，實現碳減排超5000萬噸；到2050年，先進生物燃料產量將達3.4億噸標煤，需求量3.12億噸標煤，實現碳減排近6.4億噸。

孫予罕則將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天地。他認為，在國內市場“因地制宜”發展生物質能產業的同時，行業還可探索海外市場。“我們很可能和相關央國企、國際資本結合到海外去發展。東南亞的椰殼、棕櫚油渣等，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廢棄物，可以利用這些原料生產產品，運回國內使用。同時，海外的綠色燃料市場也很大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。”

他表示，目前嵐澤能源已經與多家企業簽署合作協議，共同推動綠色燃料在航運等領域的廣泛應用。“等到時機成熟，全產業鏈的供應商可以一同出海，組成‘出海艦隊’，搶占市場先機。”孫予罕表示。